明治时代日本的知识分子，大多富有使命感。在风云激荡的国际关系中，他们以日本的命运为己任，视自己为未来日本的代言人。1890年代，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后，“日本的天职”、“国民的使命”越来越成为言论界知识分子谈论的热门话题。像福泽谕吉、内村鉴三、内藤湖南等，虽属于不同的思想派系，都曾著文阐述过这一主题，可以说，“天职说”所反映出的使命感贯穿了他们整个生涯，也代表了当时日本思想界亚洲观、中国观的主流。
被称为“日本的国父”的福泽谕吉，曾是著名的“脱亚论”者，启蒙思想家大多是西方文化崇拜者，而福泽的西化论表现得更为激越，他曾猛烈抨击曾经滋养了古代日本的中国儒家文化，认为它因循守旧，不思改革，是亚洲落后的代表，是日本“东方的恶友”。因此，日本要“谢绝恶友”，要“脱亚入欧”。甲午战争的胜利，显示了“入欧”的成功，新生的近代国家已迈入二十多岁的青年期，犹如羽翼丰满的大鹏，欲作更为高远的腾飞。于是，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日本对亚洲负有的“使命”，即所谓“日本的天职”。福泽谕吉认为：日本作为亚洲唯一可以代表西洋新文明的强国，责无旁贷，应以进取的新文明，来警醒亚洲守旧、落后的代表——中国，而使之趋于进步，这就是日本的天职。
“脱亚”后的日本又要回过头来“入亚”了。
内村鉴三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，他在1892年《日本国的天职》一文中，更为概括地指出：日本从地理位置来说，是处于东洋与西洋之间的一块“飞石”，所以它应该充当“基督教的美国与佛教的亚洲”、“共和的西洋与君主的中国”之间的媒介，把“器械的欧美”介绍给“理想的亚洲”，从而达成用进取的西洋来开化保守的东洋的目的。
与上述思想家不同，可称为“日本的章太炎”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内藤湖南的“天职说”，又别具一番天地。
1894年8月、11月，在甲午海战的炮声中，内藤写下了《所谓日本的天职》、《日本的天职与学者》等文，他首先批驳启蒙思想家的“中国守旧停滞说”，指出：中国自汉代西域开化，到明末利玛窦来华，到今日之向西洋派遣留学生，何守旧之有？何落后之有？何须必待我日本之作媒介而进步呢？且观中国文化发展之历程，三代、秦汉、唐宋以降，虽代有兴衰更替，而文明变迁递移，生生不息，且各具时代特色，孰知不久的将来，中国文化不会勃兴，出现集历代之大成、令欧美人惊心的新局面？
一个外国人，在清末的衰世，如此盛赞中国文化，这几乎令人感动！
但请注意：这里说的其实不是“中国”这个国家，而是抽象的“中国文化”。内藤湖南一贯认为，中日文化同属一体，甚至可以说，日本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省份，无论从历史上接受中国文化的早晚，还是从今天文明开化的实力来看，日本都要比广东省等中国边地与中国更为接近。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而言，民族、国家的界线是次要的，历史上的中国不也是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吗？看哪！中国文化的中心如今正超越国界，移向日本。所以，日本的天职不在于作什么西洋与中国之间的媒介，而在于发挥东洋新主人的作用，使“我日本的文明、日本的趣味，风靡天下，光被坤舆”。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勃兴！
至此，我们不难看出，两种“天职说”在对待中国文化的评价上，虽然有天壤之别，表现了不同的文化立场——前者以西洋文明为本位，自外于中国文化；后者以中国文化为母体，欲以中国文化来抗衡西洋文化——但其以“天职说”为口号，僭越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位置与职权，向东亚进行文化殖民与扩张侵略，从而谋求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新秩序，则可谓异曲同工，殊途同归。
两种“天职说”如两把双刃剑，一把的两刃是富国强兵，走向近代化与觊觎邻邦，殖民扩张；一把的两刃是深爱、依恋中国文化与蔑视中国，背叛中国文化。正是这两把双刃剑决定了日本的命运，也导致了中日关系走上历史的最黑暗时期。
